因此，前者是资本密集型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规律产生内在的作用。

在沿海区域县级融资平台也为数不少。但中国目前地方隐性借债严重不规范，不符合公共财政的基本要求，透明度低，无法加入有效的制度约束和公共监督，这是最大的问题和风险之所在。

这一体系必须使地方政府在各层级都有稳定的财源。虽然隐性债在目前不规范的情况下继续运行，但是只要存量的增长速度低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总体风险就在降低。体制上也有不可避免的摸索过程，比如，1994年配套改革时原本打算在中国特色的概念之下，中央和省级代表的地方之间形成分税制后，在省以下也探索落实分税制。中国的现实，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一种开始无法可依、以后有法难依、有法不依的矛盾中，寻求完善法治的可行路径、持续发展。现在这个地方债的发展仍然需要一个过程，第一年是2000亿元，第二年也是2000亿元，以后可以适当提高这一数字规模，制度上也需要让各方面加以磨合优化。

到了村镇一级，虽然一般没有实体公司，但是乡村干部是拿财政工资的，政绩考核要求达标。在中国的制度建设中，可以借鉴这种应急特殊程序的设计。同时，探索并规范农民宅基地向城市经济适用房转化的途径和方法，在确保18亿亩农地的基础上，扩大城市住宅用地供给。

后危机政策应着眼于长期出口的恢复使保持高强度投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下降，而经济上行风险的出现也使反危机宏观经济政策难以持续，这共同意味着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向常态方向转变，而且转变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持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是必要的。经过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去杠杆化已经稳定，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衰退开始触底，美国经济在2009年第三季度环比转正，欧洲经济也连续两个月环比为正，日本经济基本触底。今后宏观经济政策将着眼于长期，以调整结构促进改革为重心。

因此，应从长计议，重新审视当前鼓励双顺差的政策措施，其中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性恢复应及早考虑，形成务实稳妥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就非基础设施而言，产能过剩令人担忧。

主要有三方面：各国政府的大力度经济刺激政策。放宽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并探讨推进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尤其是在目前全球酝酿新的结构变动和技术进步时，应特别关注传统产业的技术风险。伴随着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企业出现了严重的去库存化。

有鉴于此，总的看法是：在总体上控制投资规模，尤其是控制贷款规模的前提下，可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方向适度分离，亦既是维持现有财政政策方向不变的同时，将货币政策向中性方向调整。2.中国经济恢复增长先于西方发达国家六个月。如果在服务业准入方面进一步放宽，既能为民间投资开辟道路，同时也能满足居民的服务性消费，进而带动经济增长。西方发达国家因金融危机所产生的不良资产处理进展也令人关注，这也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杠杆化程度。

5.加快经济适用房和包括廉租房在内的公共租房建设，引导以买为主的住房体系向租买并重的方向转变，以平抑投机之风。另一方面，消化过剩产能是个长期的过程。

一个明显的例证是，2009年出口急速下滑，使得约2000万农民工退出出口企业。这也给资本市场带来新的压力，使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加大。

事实上，2009年高强度的投资已使银行经营风险加大。预计西方发达国家经济2010年会出现较高的正增长，加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全球经济增长2010年会达到3%～4%之间。另一方面，由于其不可持续性，不仅短期而且长期偿债能力也不乐观，会使银行坏账风险加大。但是2009年四季度后，随着世界经济衰退的触底并反弹，外需将对中国经济形成新贡献。鼓励民间资金投资实业，鼓励创业，不仅可以遏制投资过分集中在政府身上所形成所谓国进民退趋势，而且可以防止过多的民间资本流入资产收益市场。各种情况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储蓄率维持偏高水平概率很高，即消费者的再杠杆化仍不可期待。

这表明，政府不必担心投资率过低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例证是，2009年出口急速下滑，使得约2000万农民工退出出口企业。

突出表现在以下三点：1.通货膨胀。放宽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并探讨推进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

但是，考虑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到物价上涨通常有12个月以上的时滞，预计较高的通货膨胀将会在2011年以后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持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是必要的。

世界经济失衡格局未变目前，世界经济的复苏主要是由一些短期的因素作用。事实上，2009年高强度的投资已使银行经营风险加大。同时，探索并规范农民宅基地向城市经济适用房转化的途径和方法，在确保18亿亩农地的基础上，扩大城市住宅用地供给。非基础设施的产能过剩，一方面，为寻找出路，会加大投资或出口的压力，使均衡增长更难实现，并恶化结构。

正是基于经济触底并预期复苏强劲，G20各国已开始讨论反危机政策的退出问题。目前创业板高达几十倍的市盈率就是一个信号。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出现，储蓄率下降，可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能力下降。不过由于农产品丰收和出口受阻形成的过剩产能，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难以迅速反映到CPI上，预计2010年CPI同比上涨为3%～4%。

在农产品供给充足和出口部门产能仍呈总体过剩的情况下，以CPI表示的物价上涨压力不大，2010年全年处于温和通货膨胀状态。过去30年中国计划生育成效显著，使抚养比短期内大幅下降，形成了高储蓄。

因此，应从长计议，重新审视当前鼓励双顺差的政策措施，其中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性恢复应及早考虑，形成务实稳妥的路线图和时间表。2009年，在高强度投资引领下，人们有理由担心未来的产能过剩。在货币供应量增长难以迅速反映到CPI的情况下，将会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加上为数不少的民营资本从实业领域中撤出，投向资产收益领域，进一步加大了对资产价格的推动。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企业存货的上升。

中国宏观政策有纾缓余地2009年前三季度，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事实上2009年资产价格已有大幅度的上升，预计2010年将延续这一态势，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在急剧加大。

换言之，从财务风险角度观察，基础设施可能短期内偿债能力不足，但长期却有良好偿债能力。后危机政策应着眼于长期出口的恢复使保持高强度投资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下降，而经济上行风险的出现也使反危机宏观经济政策难以持续，这共同意味着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向常态方向转变，而且转变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但仔细分析，似不尽然。预计年底出口将变成正增长，2010年出口增长率有可能突破10%，2010年后也有望也维持在个位数增长。